从《时间困境》获得的启示
最近读了一本社会学的著作,记录一位社会学家在美国大企业深入访谈、跟踪数年,调查公司内的工作-家庭平衡问题。这个公司不仅发展欣欣向荣,利润丰厚,也颇受雇员喜爱,推出很多缩减工时的政策以实现「家庭友好」,可让人奇怪的是,选择这些方案的员工却很少。这是为什么呢?
作者的洞察乍一听很让人吃惊。员工们宣称自己深处重重压力,工作与家庭(或个人职责)的时间发生冲突。可并不是工作太强势,把人们从家庭的温馨避风港中掳走;而是许多人的工作-家庭世界已然颠倒:工作越来越人性,丰富且柔软,满足人的精神需求,而家庭时光正变得冷漠和效率至上,让人感到压力。
这里要做一个重要的补充,作者阿莉·霍克希尔德是在1990年代初期,对化名阿莫克的美国大企业进行田野调查。也就是说,书中的情形已然是接近三十年前发生的事。让我惊讶的也正在于此。阿莫克和我所观察到的2020年代的美国科技企业仍有惊人相似,而当时人们体验到的时间「匮乏感」,与让工作-生活平衡的努力,也是今天讨论不休的核心话题。
作为调查对象的阿莫克可能是当时的先进企业。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,阿莫克的策略不是降低雇佣成本,转移到劳动力便宜的地区,而是建立并经营强势的企业文化。这种文化让人振奋,如“珍视个体价值”、“尊重多元”,也精心设计自身的“使命”和“愿景”。在工作的务实层面,它增加在员工身上的投资,赋予员工信心和动力,自主完成工作。在八小时之外,它推行前述的家庭友好政策,比如灵活的工作时间、非全职工作,甚至还建有自己的托儿所,来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,亦能吸引和挽留人才。从80年代开始推行的整体策略,帮助了阿莫克取得竞争优势。
那为什么在家庭友好方面,阿莫克的「努力」失败了呢?必然有很多因素在其作用,对高管来说是工作的高成就感与丰厚报酬;对工厂车间里的轮班职工来说,可能是庞大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让加班成为必要;实际执行时,至顶向下的政策还需要一线的中层管理者支持并协调,而这绝不轻易。可在这里讨论的关键假设是,当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精心设计的文化让工作越来越「宜人」时,工作之外的时间被某种程度的「异化」。田园牧歌式的家庭生活其实无处可寻,而绝大多数人要面对的是层层压力的下班时光。
作者整本书细致地提供材料、梳理结论,我则尝试把这种颠倒和异化总结为以下几条:
- 其一,社会的工作狂热。如今双职工家庭变得普遍,传统的家庭分工不再有毋庸置疑的地位。工作代表着社会认可,而为家庭付出被置于起码是温和怀疑之中。
- 其二,企业期待着员工的全身心投入。工作让人的精力榨干。
- 其三,家庭职能被越来越多的寄托于外包,即购买服务、换取时间。托儿所、保姆、培训班和速食简餐。但伴侣关系、亲子关系并不能简单的在别处被替代,未被满足的需要会在总嫌紧张的相处时间里爆发。
- 第四,工作场所越来越占生活的中心,社区和公共政治生活在萎缩,甚至家族与亲情关系也得不到应有的浇灌。原本能通过邻里互助解决的问题只能独自承担,从社区与家庭获得的情绪支持变少,而支持感可能转而来自工作场所的人际关系。
- 另外,现代的情感关系中流动性增加,亲密关系中的安全感危机不是什么新鲜事了,在美国,这直接反应在居高的离婚率上。这鼓动着人们在工作中寻找安全感。
这些驱动力彼此可能形成反馈循环。比如,期待全身心投入的工作氛围下,亲子时光愈加短暂有限,父母寄希望于在一两小时精心安排的「优质相处时光」里弥补不能陪伴的遗憾。可不能如愿,孩子并不认可,父母需要花时间精力处理孩子的失望和反抗。忙于救火的父母,需要在家庭生活之外寻求逃避(中国版本是:下班后不想回家,在车里抽烟的爸爸),而有激励机制的工作刚好提供正当理由 —— 这就可能使人工作成瘾。
结果是,人们把工作场所当成了家,而个人-家庭,像十九、二十世纪之交的大工厂一样,越来越以效率为考量,进行着争分夺秒的时间管理。
在全书尾声的第十六章,阿莫克又有了新的发展。1995年,工作-生活平衡项目被「裁掉」,曾经罕见的裁员被合理化,「工业离婚率」上升。这意味着激励人们投入更多时间工作的胡萝卜换成了大棒,对工作不够投入的人将被抛弃。
这种改变让人失措。同时,对于阿莫克员工的时间困境来说,只有加重之效。
如何像这章标题所暗示的,走出这种困境呢?首先,作者否定说,我们不能被动依赖公司的政策来完成「平衡」,“让公司主管作为我们的时间建筑师并不明智”。公司因自身利益变动,随时有可能改变文化,撤销反悔。[1]
作者提到很多尝试来「限制工作吸引力」,比如主动拒绝晋升或尝试不同职能。又或者是某些倡导者追求所谓简单生活,终结高消费的瘾,而阻断长时间工作的吸引力。不过她最抱希望的是不再把时间困境当成个人问题,而视之为一种集体行动。
我们需要的是直接挑战社会的工作狂热文化。正如当年推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努力那样,当我们在今天感觉自己身处时间牢笼时,不要把它视作不可改变的既定条件。如果当年可以把十小时、十二小时工作制缩短到八小时,把一周六天变成一周五天,那今天我们也可能合力做出新的社会变革。
但是只有想象是不够的。如果时间运动所需要的许多根本性的社会环境不发生变化,那么时间运动就无法成功。全球资本主义的崛起,工会的相对衰落,以及公民社会的衰落都将考验这场运动的决心。当然,这一趋势也愈加勒紧了我们身上的时间枷锁,但也凸显出我们想要从中获得解放的迫切需求。工作难找让人们“工作得战战兢兢”(因而工作的时间更长),但也可以迫使企业和工会去探讨如何分享更多的短时工作。技术的进步,在把“随时随地”工作的状态延展到家中,即使它压榨了非工作时间,但在正确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,也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。
(粗体为笔者所加)
以社会学论著而言,这本书非常精彩。开始是标题和探讨的话题吸引我,后来则因为作者生动的文笔而贪婪读下去,从阿莫克的高管到车间合约工,阿莉深度访谈得到的大量生活故事和交心倾吐,对我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教育。人们面对的问题总有一些相似,而阿莉切中要害的分析会让我从熟悉问题中找到新鲜视角。
比如第九章的山姆·海特,一位颇有主见的少数族裔人才,在当时特立独行,选择休两周无薪陪产假。他当时的一句观察让我很印象深刻,他说
我对时间的使用并没有向我的上司们靠拢。我不知道是我要改变,还是最终他们会改变。我爱我的这份工作,我只是不喜欢当工作狂。高管们都告诉你,家庭是“第一位”的。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说起自己的孩子赢了50码短跑比赛,然后给你看照片。那就是他们所谓的“第一位”,但你看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你就会不解。对我来说,家庭生活真的是第一位的。
三十年后,虽然男人休陪产假被更广泛接受了,但他描述的表面文章与实际行动之差别,还让我拍案。
另一个例子不记得是哪一章提到。我们在家庭生活里,把相处时光争分夺秒的使用,甚至要「速战速决」地履行责任。而在工作时光里,只要上班就有报酬,我们却可以没有心理负担的自由浪费时光。这岂不就是近年大家常谈的摸鱼文化吗?
阿莉·霍克希尔德《时间困境:当工作和家庭被颠倒》,2024年,三联生活书店
The Time Bind (1997) by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
或许我可以说,1995年发生的事,当下的科技行业也在进行。请读 https://www.seangoedecke.com/good-times-are-over ↩︎